现有的司法救助基金缺乏公开、透明和统一的标准，应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死亡赔偿基金。
对身体完整的侵害显然并不必然导致对行动自由的侵害，反之亦然。因此，应将行动自由从身体权的框架中移至人身自由之下。
另外，损害赔偿以损害为基础来计算，一般不考虑过错。然而，必须警惕的是，过度的详细列举则既无必要，甚至还有害处……列举无论多么详尽细致，都难免挂一漏万，因为立法者在某一特定时刻的预见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还有，基因编辑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因为对未来世代会产生目前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此类行为不得危害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得危及未来世代的健康利益。而损害赔偿则针对的是物质损失，能进行货币量化的财产损失。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艺名、网名往往是专业的演艺公司专门进行设计、包装和推广的，因此，在演艺公司与艺人之间往往有协议约定其归属和使用条件。
该法要求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精确、公平和保护隐私的信用报告，惩治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包含错误信息的信用报告。４．二审稿草案第778条第2款关于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之中，删除了赔礼道歉，三审稿沿袭了二审稿的规定。这种权利以人类恶性的经验为基础，我们正是从对这些经验的反思中建构权利理论。
他只批评自然法倾向的神秘性，似乎并不批评权利内容的道德性，他的经验性主张也包含道德的内容，但是道德只是构成了经验的一部分。第二，德肖维茨对实在法的理解是偏颇的，权利的规范力量来自于制度事实，但是权利的实在性是有规范内涵的，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拉兹指出，规则是行动的理由，但是它与其他理由不同。John Finnis,"Natural Law:The Classical Tradition",in Jules L.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21.这是菲尼斯在回应法实证主义者Jules L.Coleman and Brian Leiter对其权威理论的批评时所写下的一段话，如下这个总结几乎成为批评自然法理论的标配，但其实也许是基于误解：要成为法律，一个规范必须为道德所要求。
因此，除非每一方都想声明放弃关于正当(Right)的任何概念，否则其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遵循他自己的判断)，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无法避免要与其他人互动)，服从于一个公共的合法的外在强制(subject itself to a public lawful external coercion)，并因此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被承认为属于它的东西由法律来决定…… 因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康德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实在法上权利的存在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是要服务于其他价值，或只能由其他的价值所决定。
推定的来源也有强弱之分，弱推定来源一般基于开放性的权利类型或法律规定。下文尝试借鉴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试图以一种司法社会学的方式揭示并化解权利实践中规范与价值的张力关系，并提出一种基于司法场域的解决之道。他批评了实在法、自然法和德沃金的平等主义这三种进路的观点，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他讨论的可能是法律权利或最起码是能够得到制度化保障的权利，因此权利不能来自实在法本身。有的以自主性作为预设。
哈贝马斯认为，基本权利或者具有义务论的(deontological)(31)意义，或者具有价值论的(axiological)意义，这依赖于我们像德沃金那样把其视为有效的法律原则，还是像阿列克西那样把其视为最大化法律价值。(17)于是，正是种族灭绝的经验，而非神学论辩，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权风潮。但是德肖维茨不走寻常路，试图超越这一对立，从而提出一种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误解了权利实践的本质特征。第二，这些立法理由包含着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多元理由。
第二，法律自身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当没有法律规定时，就需要从宪法的价值秩序中进行权利推定。另一方面，权利或者是人们表达利益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做出自由选择的一种保障方式，它和对于人的利益、价值、尊严等等的保护紧密相连。
第四，以规范形态存在的(基本)权利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形态的权利之间都会发生冲突，而权利冲突的解决需要进行具体语境下的价值衡量，即当两个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相冲突时，而这两个价值都是正当的，这种情况下就要对相冲突的价值的重要性进行具体衡量。但是，不幸事件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权利的来源：既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的不幸事件何其多，为何只是二战的悲剧催生了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
总体上说，德肖维茨有选择地吸收了法实证主义的经验特质和自然法对道德的强调，试图结合二者提出一种基于(人类历史不幸)经验的并具有道德内容的权利来源论，即权利来源于经验，而且具有道德的内容。(48)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来源的论证更多是为权利寻找一种辩护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寻找一种系谱的来源。See Alan Morton Dershowitz,Rights From Wrongs: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Basic Books,2005. ⑤See 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4～115.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6～186页。现在学界关于权利的研究汗牛充栋，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霍菲尔德为代表的权利的逻辑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省和反思确保了人权和权利在全球存在的稳定性。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无法假定任何一项权利的产生或进入法律都伴随着一个不幸的历史事件。
在对这些权利起源理论批评的基础上，德肖维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权利来源于历史上的不幸事件，这个不幸事件还根源于对于历史的反思。系谱的来源只是指出了法律权利的存在条件，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第一，除了法律权利的存在形态，还存在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习惯权利等形态，在很多时候它们都构成了法律上权利立法的来源。法理学也无法建立在法律实证主义之上，因为这种法律取向不具有实质的道德内容。
但是在法律之外，权利的规范效力并不具有建制性的基础，具有极强正当内涵的道德权利主张不一定具有法律权利的规范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在法上的权利的规范力量并不取决于其价值基础。与此同时，它的规范性质意味着，诠释和阐述权利体系的任务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重新提出的。
然而它也可能是一项恶的规则，它本应当从未被制定出来，应该尽可能快地得到修正。(35)如果没有这种概念观，就无法进行权利推定和权利在实在法上的扩展。第四，即使是自然法的理解也不否认权利的实在性，而只是认为脱离价值的权利是无法创造道德义务的(21)。他指出这种权利理论检验不正义的历史、归纳经验的教训，并以这些教训为基础来倡导权利，进而建构理论(15)。
另一方面，后形而上学的价值理论考虑到了价值的特殊性、价值序列的弹性和价值构造的地方性。赞同这个说法也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权利只能来源于法律，更不会导致法律权利可以具有任何内容(如特权等)的结论。
程序性地理解法安定性，可以更好地因应价值多元主义。(11)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Penguin,2004,p.60.转引自[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第二种和第四种提问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而第三种则介于上述两种理解之间，它可被视为沟通价值和系谱的一个渠道。哈贝马斯指出：民主宪法的每一个历史实例都拥有一个双重的世俗指向性：作为历史文献，宪法保持了对于它所诠释的那个立宪行动的记忆——它标志着一种时间上的开端。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德肖维茨④直面这个难题。还有的以共同善作为预设，比如约翰•菲尼斯在谈到权利的基础时说：比权利或义务更加基本的、而且对于理性地决定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实践理性的根本原则(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reason)，它们确认基本的行动理由，指引我们迈向基本的人类善。一个规范是道德的一个要求这一事实给予了行动者遵循它的一个(也许是首要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具有权威。从思想史上看，权利的理论基础可以来自于自然、上帝等等不证自明的东西，也可以被认为来自于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已经接受的价值。
理由与评价是分离的，或者说规则的约束力与规则的善或正当是分离的，这是规则独有的一个特征。(11)自然法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但是面临着认识论上的难题，这是近代以来对自然法的一个常规批评模式，德肖维茨也采取了这一批评模式。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探究方式或者说这种回答方式并没有抓住提出权利来源这个问题的实质。四、权利与证成性价值 权利在法律上以规则的形态存在，通过分析规则所具有的一种特性，我们就可以间接获知权利所可能具有的一种特性。
法律权利既在实在法意义上存在，又在规范意义上存在。任何将法理学建立在造物主言语或自然造化之上的尝试终将失败，因为造物主或自然从来不曾以人类可听闻或可理解的声音发言。
